一、福柯主义视角下的《热辣滚烫》：压迫式的身体实践
作为后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福柯对于身体、知识和权力的关系的认知被认为是后结构主义体育研究的核心概念 (熊欢, 2024)。这主要集中在两个部分：一是运用福柯的监狱模式研究体育中的纪律制度以及权力关系；二是生物权力 (bio-power) 与统治活动的关系。
首先，在福柯主义的视角下，体育制造并规范了所谓的运动员的身体，它作为一项纪律权力，将运动员的私人生活的纪律内化为运动员自身的标准。例如，运动员需要严格遵守细致的运动训练计划，以提升其运动表现。这些训练计划不仅涵盖了运动员在训练场馆内的各项任务，还涉及他们的饮食安排、睡眠管理等日常生活细节。通过这些科学规范的训练计划，体育科学理念得以渗透到运动员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日常实践活动的行动指南。其次，对人类生物客观性的讨论使正常的运动、锻炼或健康的身体成为一种压抑且诱人的“现代科技项目中的工具” (熊欢, 2024)。在体育科学规范的框架内，人类的生物特性被细致分类，诸如针对黑人在爆发力方面的优势与田径项目表现之间的关联性的研究。一方面，田径项目的成绩并非单纯依赖于某一方面的因素，而是由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非线性结果。另一方面，这样的分类也可能导致某些人群与特定运动项目之间的关联被描绘得过于固定化，进而形成刻板印象，甚至演变为一种潜在的压迫。
因此，如果从福柯主义的理论视角切入《热辣滚烫》，我们会发现，《热辣滚烫》呈现了“压迫式的身体实践”。从福柯的观点来看，科学减肥、完美身材是现代科学对女性身体的控制和训诫。女性的身体是在各种话语权的作用下建构起来的，这包括医学、科学、技术主导的话语权。公共话语的传播（传媒）是如何使性感、苗条、健康的女性身体形态成为身体文化的主流，而这种身体文化的主流又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强调女性在社会中的服从角色的？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的其他女性人物——姐姐杜乐丹、妹妹豆豆、闺蜜莉莉的身体形象都较为符合主流文化审美，多为瘦美甚至是性感的女性身体形象。同时，她们也在和杜乐莹的人物关系中处于较为强势或主导的地位。
在观察杜乐莹与男主人公昊坤的互动过程中，我们可以窥见部分男性和女性在参与体育运动时所持动机的细微差异。男性在体育锻炼中对身体的训诫倾向于自我满足，而女性在体育中对身体的训诫可能是为了满足别人的眼光（Hall, 1996）。昊坤最初投身于拳击比赛的初衷是出于“证明自己”的强烈愿望。尽管他最后选择“打假赛”，背离了体育竞赛公平公正的原则，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却是他对物质追求的坚定执着。总而言之，无论是为了正向的价值实现还是负面的物质满足，昊坤的行为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自我。而杜乐莹参加拳击比赛的动机，则更加复杂，或者说更加的“被动”。在经历了离家出走、闺蜜背叛、妹妹背刺和被甩失恋之后，杜乐莹痛定思痛，想要参加拳击比赛，想要“赢一次”。此时的杜乐莹想要参加拳击比赛的愿望，可能只是受到打击之后的一种发泄的出口，或者是被迫的证明自己的方式。
因此，在福柯主义的理论视角下，杜乐莹通过参与健身运动改造自我身体更多的是权力规训女性身体的结果，是“变瘦”的过程。
然而，是否杜乐莹参与拳击运动的动机“不纯”，就意味着体育运动对女性而言仅仅是被动的规训，是被“变瘦”的价值观念牵着鼻子走？在参与拳击运动的过程中，这项运动又给杜乐莹带来了什么呢？
二、具身理论视角下的《热辣滚烫》：运动身体的主体性
与福柯所描述的“被动的”“规训”的身体不同，梅洛-庞蒂眼中的身体是活着的 (lived)、是生命态的，他强调身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决定性而不是被决定性。
具身 (embodiment) 体现在社会学、心理学中是指知觉、理智等精神现象与身体（肉体）密切相关，人的认知以身体结构和身体活动为基础（熊欢, 2024, p. 409）。具身是人类存知于世的方式，是人以自我身体和经验为中介认识世界的过程，也是世界通过人的身体传达出抽象意义的过程。例如，父母经常会对自己的女儿说，你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这强调了女生的行为举止要优雅得体。同时，女性通过身体仪态的展演也反馈了性别权力秩序对女性的影响，这种反馈可能是顺从的，也可能是反抗的。
因此，如果从具身理论视角切入《热辣滚烫》，杜乐莹在参与拳击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了“运动身体的主体性”。 只有当一个人通过身体运动，将自我主动投入实际的身体活动时，他才会体验到自身是作为身体而存在的，而且这个时候他也才可能体认到自身身体特质与感觉（熊欢, 2024, p. 422）。我们可以看到，下面两张剧照展现了杜乐莹在重复性的、机械性的运动训练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运动情绪”。
第一张图片展现了杜乐莹的训练过程，她皱着眉头苦苦坚持，脸上有许多汗水。
第二张图片展现了杜乐莹比赛结束之后的心情，她面带灿烂的微笑，眼里似乎含着泪水，尽管她的脸上伤痕密布。
这些运动情绪的具身体验表明，运动的身体是速度、力量、勇气与兴奋、疼痛和矛盾的结合，是主体创造与表达自我的重要方式 (熊欢, 2024, p. 424 )。运动带来的疼痛、酸胀、疲累等感官体验将女性的个体意识集中于自己的身体，迫使“身体出场”。只有这样，女性才能感受到身体运动对自我存在的意义，才能通过健身运动获得的积极体验促进自我的成长与进步（熊欢, 2021）。
剧情继续推进，我们来到了电影中非常关键的一个情节。杜乐莹“减肥成功”之后，和他的父亲一起吃饭，他问他的父亲，如果你有两个苹果，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朋友问你要，你要哪一个？杜乐莹回答，自己两个都会给。杜乐莹在遭到所有亲密爱人的背叛之前，她认为自己对别人好、顺从别人，就是爱一个人的方式。她倾其所有对待她的爱人和妹妹，却换来抛弃。但是，在参与了拳击运动之后，她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之前这样的做法，可能是“错的”。因此，才有了刚刚有关苹果的这段讨论。体育运动能够把我们的身体从集体的理解中抽离出来，使我们倾向于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力量、能力的重要性，让个体变得更有自我意识。
因此，在具身理论的视角下，杜乐莹的身体运动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过程，是变“强”的过程，它可以赋予女性更多的选择能力，从而创造出新的生活机会。
三、结构化理论（布迪厄）视角下的《热辣滚烫》：运动身体的主体性
结构化理论 (Structuration Theory) 是20世纪70年代末产生的社会学理论，它是在与功能主义 (Functionalism) 的抗衡中诞生的（熊欢, 2024, p. 188）。作为其中的代表性理论家，布迪厄认为，身体是社会日常生活的中心，社会文化结构铭刻在身体之上的稳定的行为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引导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实践和日常经验。因此，社会结构与心智结构具有相互构成的性质。受结构化身体思想的影响，许多学者们认为,女性在健身运动时对“完美身体”的塑造过程中，个人的思想、经验和行为与她们所处的社会性别规范是交织在一起的。
在这种理论视角之下，杜乐莹在参与拳击运动的过程中呈现出了“积极再造的身体”。 “再造”意味着打破原有枷锁的可能性。最初，杜乐莹选择参与拳击运动的确受到了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但是，在参与拳击运动的过程中，杜乐莹个体的具身体验会影响这些社会结构（如文化、家庭、性别秩序等）对她个体化“轨迹”的先验性设计（处处以家庭为先、保持淑女和安静、以瘦为美、附属地位等），从而拓展了她自身的知识和生活经验，影响固有的观念，形成惯习，继而影响其对生活的选择。
“积极地”则意味着杜乐莹体育运动的经验积累是自我意识唤起，并不断探寻个体生命意义的过程。在电影的最后，当杜乐莹结束比赛、走出比赛场馆之后，和昊坤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昊坤：差点赢了
杜乐莹：已经赢了
昊坤：我带你吃口饭，吃牛蛙
杜乐莹：我不爱吃牛蛙
实际上，杜乐莹并没有赢得这次拳击比赛，但是她反驳了昊坤对她的否定。自己虽然没有在比赛中战胜对手，但是却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发展——她坚持到了最后，拼尽全力地完成了这场比赛，展现了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当昊坤提出一起吃饭的时候，她的回应从最初的“吃，我爱吃牛蛙”到现在的“我不爱吃牛蛙”，她更多地将自己的意愿和想法放在了首要位置，而不是一味地去顺从他人的想法。通过拳击运动的具身实践，她实现了一定程度上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这种主体性又进一步延伸至她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带来改变和重塑的可能性。
因此，在布迪厄的结构化理论的视角下，社会结构，例如社会性别规范，是影响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力量。但是，杜乐莹在拳击场域中的身体实践会使她从关注客体化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化的身体，从而改变运动中“他者”的位置，继而延伸至其对生活其他方面的选择。
女性参与运动健身，是“乌托邦”还是“新枷锁”，抑或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摇摆地带？行文至此，我们试图沿用熊欢与王阿影发表于《上海体育学院学报》的文章《性别身体的挑战与重塑——健身场域中女性身体实践与反思》的研究结果，回答文章最初提出的问题：
女性的身体运动实践既可能是对社会性别结构的复制，也可能是对社会性别规范的反抗与挑战。运动实践中的身体体验可促使女性从关注“客体的身体”转向关注“主体的身体”，从而使部分女性反思以往的性别经验，使性别二元结构在个体层面产生松动。但是，只有女性的主体性在体育运动中得以实现，体育运动才能成为促进女性个人成长的途径而非性别气质表演的工具。
